在社会主义这一旗帜下，对改革开放的坚持是执政党当前最为强调的一点。

第二种方案则尽量不否定法律规定的合宪性，并对法律规定作合宪性的解释。[26]参见《宪法》第47条。

行为性规制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激励性的行为性规制和强制性的行为性规制。本文不是妄图一劳永逸地解决风险规制责任的分配问题，而只是尝试提出一项可行的原则指引。[39]陈军：《行政法视野下的自我规制》，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19]《数据安全法》第3条第3款规定：数据安全，是指通过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数据处于有效保护和合法利用的状态，以及具备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高秦伟：《社会自我规制与行政法的任务》，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5期。

例如，《数据安全法》第10条支持行业组织制定数据安全行为规范和团体标准，指导会员加强数据安全保护。[13]对组织性规制与行为性规制的形式性审查，就是检讨相关制度设计是否遵循对基本权利限制的法律保留原则。以法典形式构筑权利框架和体系有其固有的优势和缺陷，其优势体现在稳定与明晰，而其缺陷则体现在僵化和凝滞。

二、结构主义框架下的宪法未列举权利 （一）宪法未列举权利的特征既然人权是人之为人、基于人性尊严而拥有的权利，那么人权的主体与内容会随着不同时代人的形象而变化。第二种是直接规范方式，以德国为代表。在这一过程中，公民的宪法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然权利都发生了巨变。如作为所有其他基本权利附丽之基础的生命权，如享受独处的权利(the right to be a-long)而避免他人或政府干预的隐私权，如在不违反损害原则的条件下追求自身幸福、不受干涉的自我决定权。

他和他所提名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斯托里（Story）都强调将第9修正案作为限制对联邦权力进行扩张性解释的原则。不知道是对这个计划的担忧还是个人的认知有了变化，在著名的West Coast Hotel Co. V. Parrish [29]案中，罗伯茨（Roberts）大法官突然发生了及时的转变， [30]转而支持他曾经强烈反对的扩张联邦权力的观点，以5:4的微弱优势判定华盛顿州规定妇女最低工资的法律合宪。

自然法借助于理性建构的此岸与彼岸、实然与应然世界二元区分，为实在法提供了价值评判尺度，从而使其具有普适性的超验品格。[2]参见[瑞]皮亚杰：《结构主义》，倪连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页。直接规范方式是指在宪法文本中通过设立概括性人权条款，将宪法列举和未列举的权利全部涵盖其中。[14]参见崔永东、龙文茂：《中国古代无自然法说平议》，载《比较法研究》1997年第4期。

[20]相应地，人权的内容也发生了改变，从强调国家只当好守夜人、保护消极权利变为也提供社会保障及服务、保护积极权利。[5]参见[日]桶口洋一等编：《日本宪法注解（1）》，转引自韩大元：《宪法文本中人权条款的规范分析》，载《法学家》2004年第4期。[11]David M. Walker,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0，p. 870[12]参见前注[9]，［意］登特列夫书，第4页。四、结语 人权条款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法治建设中最具标志性的成果之一。

这使得作为宾语的人权二字具有多样化的色彩，而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的内容又极其广阔，涵盖了我国宪法第34条以下诸多的具体宪法权利内容，由此，人权具有宪法原则的特点，已经不是呼之欲出，而几乎是一览无遗了。其默示性主要体现在宪法未列举权利的内容没有在宪法规范中做具体的规定，但从一国宪法中所蕴含的基本的价值构造与意识形态中可以推导出来。

宪法未列举权利的融合性是指未列举权条款可以跟其他规定了具体宪法权利的条款合作而催产出新的权利。[3]参见韩大元：《宪法文本中人权条款的规范分析》，载《法学家》2004年第4期。

在现有的27条修正案中，有16条和权利问题直接相关，而其他各条则多为技术性改进或调整规范，故而，其修正案对宪法所有原则性的修改均与公民权利相关。人性尊严不仅是德国基本权的核心，还是几乎所有法治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宪法基本理念与原则，并可能成为中国宪法的核心理念。因此，人权条款此时具有了作为宪法具体权利的总括与成为宪法基本原则和价值的功能。[17]夏勇：《中国民权哲学》，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9页。[18]当然，这里的人是兼具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的人。1．自然法—宪法未列举权利之源自然法是西方法文化的底色。

而宪法未列举权利源自美国第9修正案文本，它的发展历程突出表明了时代发展和人类需求对产生新兴权利的积极影响，它也为对宪法规范进行成长性解读、引导出新兴权利提供了样板。[13]赞同者则认为中国有自然法，儒家思想即是自然法 [14]甚至不加区分地将两者等而言之。

享有宪法权利的主体不再区分为人民、敌人、国民，他们变为具有同样法律人格的人，这种人在法律中的形象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着相应的微调乃至转变。间接规范方式是指在宪法文本中以不否定未列举权利存在的方式来肯认宪法未列举权利的存在，从而形成宪法未列举权利与列举权利共存于宪法文本中的权利格局。

[26]《权利法案》的作者麦迪逊曾对第9修正案的含义曾进行过详细的说明。以能够抵抗外来力量，可以自己维持下去而内部不致腐化。

这些变化的缩影和规范表达可以从宪法修正案中窥得一斑。在该案中，第9修正案首次在联邦最高法院未列举权利的推导中发挥保障个人权利的作用—尽管它起到的只是辅助作用。[19]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Brandeis大法官认为，宪法具有成长性，能扩展并吸收新的条件。完善我国的宪法权利体系。

其概括性主要体现为未列举权利条款自身表达的特点，这些条款不对某种特定权利进行表述，而是以兜底的方式概括地表达。在19世纪，人们对该条款的谈论甚少，而在新政之前，第9修正案一直被认为是对联邦权力进行恰当解释的条文。

因为我们的宪法拥有成长和吸收的能力，它能够作为发展着的人权基本法。这为美国宪法的建制提供了稳固的思想动力和理论支撑。

[5]对此，我国近代宪法学先贤也曾有这样经典的表述：在国家成立以前为人权（即以人类资格享有的权利），在国家成立以后，则为公民权（即受国家保障的人权）。在我国宪法规范中，人权条款是第33条的第3款，而该条又是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第1条，其所处的位置及由此所带来的争议即它是一项具体的宪法基本权利，还是宪法基本原则颇值得关注与体味。

[17]基于这种人的天性与本性，即所谓天爵，一些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可以被启发和支持。斯托里运用第9修正案所宣布的解释规则拒绝这种观点。（三）当前中国时代背景下的人权条款以一种全景式的视野对当前中国的时代背景进行一个总括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勾勒这个全景也并非无迹可寻。这一思想在经历了对纳粹德国的反思后成为德国波恩基本法的第一条：人性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障此种尊严为国家所有机关之义务。

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将人权条款视为宪法未列举权利的安身之处，既兼顾了宪法的稳定性与开放性、成长性，又维护了宪法的权威，适应了社会的发展。宪法之父麦迪逊和大法官斯托里对第9修正案所进行的联邦主义式解读作为通说贯穿了整个19世纪，为各级法院所承袭。

人权条款可以通过作为未列举权利的文本依据保护诸多现有文本中没有涵盖的基本权利。之所以将其置于更为抽象人权条款之前，给人们造成逻辑上不自洽的印象，或许跟汉语的表达习惯有关。

就该条款所应处位置的争议而言，大体有三种主张：一种认为应位于宪法序言中，一种认为应位于宪法总纲中，还有一种认为位于当前的第33条最为适当。在斯托里看来，限制联邦权力，而不是扩张联邦权力或是保护特定的权利，是第9修正案的核心要点。